在宏觀上，由貝雷片信息扭曲造成的信息過濾成本使企業家所能管理的資源總是有限的，企業總是運行在市場之內，市場會因企業的活力（與企業家精神的彰顯）而將其交易半徑擴大，企業（企業家精神）也會因市場的規范、有序而擴大規模（大有用武之地）兩者相互促進，又是互補的。企業的自覺計劃和市場的自發秩序并不矛盾，它們在構建支撐現代經濟的張力過程中，獲得了存在的合理性。毫無疑間何經濟現象都是由矛盾雙方的張力所支撐的。本項研究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圍繞“政府悖論”對憲政經濟學一般理論的綜述、分析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對中國市場化轉型的一個憲政經濟學的嘗試性解釋，主要分析了憲法化效應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提出了一個分析政府一市場關系的新框架。

問題的提出：沒有規則的游戲怎么玩？亞當·斯密在對經濟學的早期貢獻中，試圖證明一套特定的規則如何比另一套規則更有利于國民財富的增長。亞當·斯密推崇的制度結構是個人對于經濟資產擁有排他性的個人權利的結構（埃格特森，1990）。但是在馬歇爾之后，作為主流經濟學關注的核心，逐漸轉向給定稀缺程度下的資源配置問題，貝雷片市場的功能局限于決定投資品和消費品的相對價格和數量上，并且因為有一個漂亮的數學框架而成了他之后經濟學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經典定義認為，經濟學是研究人和社會如何進行選擇，來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資源以便生產各種商品，井在現在或將來把商品分配給社會各個成員或集團以供消費之用，而對政府功能定位是維持效率、平等和穩定。這一分析框架的主要假設條件是：（1）存在一個理想的產權結構；（2）完全信息和零交易費用；（3）交易的產品只存在價格和數量兩個特征。在這一系列假設條件下，新古典經濟學研究了給定市場和廠商存在的情況下，純粹的消費者與純粹的生產者的決策如何在市場上決定各種商品的相對生產和消費比例。

消費者在給定預算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而貝雷片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由此產生的利害沖突經過市場折衷就會決定全社會各種產品的生產、消費比例，及各種資源在生產各種產品中的相對運用數量，這就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對資源配置問題的分析。這一理論對于分散化市場條件下交易的本質和資源配置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它還為我們預測由于約束條件的改變而對均衡結果產生的影響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另一個重要的貢獻，可能是由于它為“看不見的手”提供了邏輯優美的數學包裝而對經濟學的發展和推廣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使經濟學科為諾貝爾獎所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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